九月的一个周六下午股票配资行业排行，我走进巨鹿路一幢大楼的五层。
先是一间尚未营业的酒吧，穿过去，到露台。四周的围墙不高不矮，恰好围成一座天然的舞台，水池横在中央，对面是一方略高的平台；越过围墙看，近处是上海的老工房和年代不明的写字楼；右边，静安寺一带的现代商务楼从旧居民区后面升起来，大片玻璃幕墙浮着阴天的光；左边仍是参差的屋顶和老式住宅，背后还竖着一座外露铁梯的高塔。
后来，那道铁梯也成了演出的一部分。
这天下午，一场名叫《完美的假期》的环境剧场要在这里上演。我在露台上遇见一位两年多没见的音乐人朋友。我们没有来得及谈近况，只说起如今大家见面，已经开始以年来计算了。
听上去像一句玩笑。
演出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起初没有人知道。
几位演员穿得像酒吧服务员，端着饮料和点心在人群中穿行，俯下身问我们要不要喝水，要不要吃东西。观众围坐在泳池边，自然地接过托盘里的食物。有人沿着那道外露的铁梯慢慢走下来，有人跪在池边，当着观众的面架起炉子煮咖啡。直到他们的动作变得迟缓、夸张，声音也开始偏离日常，大家才意识到，演出已经开始了。
《完美的假期》把“边界之外”铺展成了城市高处的一方真实泳池。上海长宁文旅图
演员穿着透明的塑料衣，脸上覆着没有表情的白色面具，头顶的泳帽却是粉红、浅绿、明黄和深蓝，像一群刚从流水线上下来又被匆忙送去度假的人。
我不懂现代舞。隔得这样近，也没有时间先去想懂。音乐、呼吸、身体撞击地面的声音，还有池水溅到脚边的凉意，先落到了身上。
演出里始终有一只哨子。
他们工作，排成整齐的队伍，弓着背沿池壁移动；他们也去度假，开始运动、按摩、练习瑜伽，在水边嬉戏，把自己交给一项又一项用来放松的活动。身体渐渐舒展开来，笑声越来越大，欢乐慢慢失去边界，争执、欲望和混乱也从人群中冒出来。就在一切将要滑向另一个极端时，哨声再次响起。
所有人立即停下来。
机械与疯狂就这样来回摆动。休息有规定的动作，快乐也像一件需要努力完成的事。
从七月起，我就说自己需要一个假期，想去近郊找一间风景好的民宿，带几本书，慢慢住上几天，可以带妈妈，也可以谁都不带，只是家里一会儿说要搬，一会儿又不搬，房子有些地方要不要重新修整也没有定下来，家人之间出现了新的意见需要商量，学习没有停，文章也总觉得还可以再往前走一步。我想着等这一件处理完再走，等着等着，下一件已经到了面前。
到了九月下旬，我仍然没有出发。
我给假期留出了一个位置，只是一直把它排在所有事情之后。
那天下午，演员们在水池里一遍遍重复那些动作时，天突然下起了雨。起初只是几滴，落在池面上，几乎分辨不出哪些是演员激起的水花；很快，雨点越来越密，水从天空落进水池，打湿了演员的头发、衣服和面具，也斜着飘向围坐在四周的观众。
大家匆忙披上雨衣。我也下意识地往后躲了躲。
雨越下越大。
演出正好走到最激烈的地方，人的身体在水中纠缠、倒下、浮起，音响里的声音、池水的震动和真正的雨声混在一起，远处的玻璃幕墙、旧屋顶、铁楼梯和阴沉的天空也被拉进现场。天气没有参加过排练，却来得准确。那一刻，露台不再像一个临时搭起的舞台，整座城市都在戏里，我也在其中。
临近结束，雨渐渐小了。演员摘下面具，换回日常的便服，重新成为几个普通的年轻人，站在傍晚的露台上。我的头发和衣服也有一点湿，一部分是溅过来的池水，一部分来自那场突然落下的雨。
散场后，我又看见那位两年多没见的朋友。我们总共只说了两三句话，要不要叫住他，再找个地方坐一会儿？毕竟下一次见面，也许又要用年来计算。
我站在等洗手间的人群里，心里一直想着这件事。等我出来，同行的朋友阿吉说肚子饿了。我又提起他，想要不要回头叫他一起。
最后还是没有。
我们从繁华的街面拐进一条小弄堂，去吃一家叫“粉八”的云南米线。门脸并不起眼，一张手写的招牌贴在一旁，走得快一些，也许便错过了；进去以后，却是另一种温度，厨房的蒸汽和食物的气味一直漫到桌边，碗筷相碰，热汤翻滚，把门外湿冷的天隔开了。
她刚放了两个月的假，从昆明回来，吃了几口便说，没想到在上海市中心随意走进一家小店，味道竟然这样正宗。
我不吃辣，最近总想着要照顾脾胃。百香果米线端上来，先尝到一股陡峭的酸，随后辣味才慢慢追上来，吃着吃着，额头和后背都出了汗。既然已经吃了，也就不再多想。
那盘包浆豆腐也很好吃。我曾经几次在盒马的页面上见过，想着买一份回家烤，始终没有下单。如今却在一场雨后，在这间偶然走进的小店里吃到了。
“粉八”隔壁，原来有一家叫“荣康一号”的家常菜馆，我从前时常和同学去。说起它，我翻了翻手机，才发现上一次坐在那里已经是两年多前的事。我把旧照片和眼前的门头对了几秒，才确定不是自己记错了。
店还在那个位置，招牌和主人都换了。
我们谈起刚才的演出，也谈起以前认识的音乐人、艺术家，谈起过去五六年，甚至更早的生活。她说，最近整个人有些紧，很想向外舒展开来，我便劝她多出去走走，多找些人玩。
说完才发现，我走的恰好是另一个方向。
过去十年，尤其是近三四年以前，我乐于认识不同的人，进入不同的圈子，也喜欢组织活动、照顾别人，日程里总有演出、聚会、饭局和说不完的话，谈艺术，谈电影，谈哲学，谈一些当时觉得很重要、如今已经记不清的问题，生活一直向外伸展，热闹、有趣，也有一种迟迟不愿散场的意犹未尽。
如今，我想把自己慢慢收回来。
早一点睡觉，按时吃饭，把注意力放在日常生活和写作里，不再急着回应每一次邀请，也不再需要频繁出现在人群中。我原以为，生活的声音低下来，人自然也会松下来。
前些时候我才发现，并非如此。外面的日程少了，心里的值班表还在。
那天早晨出了虚汗，手臂和肩膀又因刚恢复运动而酸疼，我一度紧张得想要取消演出。量过血压和心率，看到数字都在正常范围，我才打车出门。一路上闭着眼睛休息，几乎是用一种省电的方式，把自己送到了五楼。
身体稍有变化，我便警觉起来；家里出现新的问题，脑子立即开始寻找办法；文章还没有达到心里的标准，也很难真正放下。生活看上去安静了，那根弦却换了一个地方继续绷着。
吃完米线，外面已经下起暴雨。我撑着伞把阿吉送到地铁站，再独自坐公交车回家。
车开到静安寺附近，沿着延安路高架缓慢向前，高架上下都是车，红色的尾灯一层一层亮起来。雨滴铺满车窗，像一道半透明的帘子，把街边的灯、撑伞走过的人和上下两层的车流晕成一片；车厢里的空调轻轻响着，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看着上海仍旧忙碌，身体却一点一点沉下来。肩膀松了，呼吸也慢了，出门前那些细小的不安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退到了很远的地方。
我仍然想去近郊住上几天，带几本书，也许带上妈妈，也许谁都不带。那几天将是真正的假期，一场演出、一碗米线和一段回家的路都无法代替。
车还堵在延安路高架下。我靠着车窗，并不着急它什么时候往前。雨水在玻璃上慢慢往下流。
那个从七月拖到九月、始终没有真正开始的假期，好像就在这一刻，先从身体里开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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